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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《梨与枣》这个书名，我们感到新奇。葛亮说：“古人出书，谓付之梨枣。”梨木、枣木都是厚重质密的木头，为雕版刻书的上选材料。那一个个字刻上去，需花很大的力气。说起粗滥无用之书，古人说得更为触目，称为“梨枣之灾”。如此一来，写书与读书的人，大概都需心里有些敬畏。

以此为名，显然《梨与枣》的内容与写书、读书有关系。此书是作家葛亮的全新随笔集，也可以说是本书评合集。每篇文章都以一本书为主线，共推荐了36本书，分“朵颐记”“谈艺录”“格物志”“东西引”“少年游”“挽歌行”“太虚境”“林下赋”8个章节。关乎阅读，也有关写作所见。写著书的人，写读书的人，也写爱书的人。通过阅读、寻访，字里行间，皆读到对生活的郑重，且以“梨与枣”的互勉尊重之意，致敬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。

中国人有咏物言志的传统，又持有家国之念，对食物的关注往往成为重要的窥口。老子曰：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”。在《中国人的道理，都在这吃里头—〈北鸢〉小引》中，葛亮说：庙堂毕竟复杂，失意于此，往往退而求其次， 以“吃”入文，算是一种心理补偿。写得越精彩，失意愈甚。历朝历代，自有书单可作辅证，如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。而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，则见旷达之相，自觉荡开仕宦“正途”，将饮食作为人生态度的一端。

记录书，也记录某个人生阶段，以生活为切口，如饮食，无论身居何处，葛亮的笔下尽是可爱的人们。他读扶霞·邓洛普的《鱼翅与花椒》后，用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总导演陈晓卿的话“食物是在前面的，食物背后永远有人”概括其感受—“举箸思吾蜀”说的是乡情的胶着，但更多是有关食物的莽莽可观的人事。他喜欢扶霞的表达：浇上一勺鱼香酱汁，就变成四川的了。

葛亮写瓷器、写戏曲、写建筑、写中外文学经典，他总能延伸出作品当时所处时代的其他故事。涂睿明的《捡来的瓷器史》令其回忆起年幼时，有一次关于瓷器不甚愉快的记忆。葛亮写道：“一个‘捡’字，由字面已可见拾遗的意思。此书的结构，以‘瓷片’作眼，一章一枚，不贪其大，而聚焦于‘瓷器史的重要瞬间’。”

葛亮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，对散文总有一种大约有如枝叶葱茏，之于根基；江河汤汤，之于潺流；千里之行，之于跬步的感情。谈到周晓枫的《有如候鸟》，他表示，一则简短的成长史诗，记录了一个女性完整的人生轨迹。令人击节处，是每一个生命阶段，皆对应以一种候鸟与迁徙的动物，丝丝入扣地应和于一个人的苦难、快乐、孤独、自省与新生。此书却以寓言般的笔触，道出颠覆性的宣言：肉身就是故乡，灵魂能够远游。

书中写到的书，作者类型不一。不仅有文学人，也有戏剧家、演员、建筑师、摄影师和瓷艺师。葛亮坦言，下笔写他们，也变成一种对文字的反刍，不免也就更疼惜些。以自己的微，见他们的著。作为一个读者，尊重写书的人；作为一个写者，也尊重读书的人。文字烛照文字，时间印刻空间；一梨一枣，山水春秋，无限须弥。(甘武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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